大西洋观察｜英国下任新首相的“三板斧” - #大西洋观察 应对英国经济的重重挑战，以及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选项，但本国历史和同行经验都不容乐观 ---------------------- 不出意外的话，隶属英国...
大西洋观察｜英国下任新首相的“三板斧”
#大西洋观察
> 应对英国经济的重重挑战，以及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选项，但本国历史和同行经验都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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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话，隶属英国工党、刚刚重返英国议会的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Andy Burmhan）将在7月20日接任斯塔默，成为本届工党政府的第二任首相。
在不提前举行大选的前提下，伯纳姆的首相任期将在2029年结束。换言之，这位以“地方包围城市”，自我“外放”九年、进而以黑马之姿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新首相，尚有足够时间打造他对英国愿景塑造的雏形。而伯纳姆最近颁布的十年愿景，也展示对其领导下工党政府在2029年后连续执政的信心。
虽然距离正式走马上任还有数周，但伯纳姆最新的施政纲领可以归纳为三“再”——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或者赋予政府对包括水务、住房、能源和交通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更大的公共控制、以及地方再振兴（regeneration）。
而这其中，以中央放权给地方（devolution）为核心特色，实现英国除伦敦大都市圈以外的地方再振兴和均衡经济增长，将是伯纳姆未来施政的重中之重。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中北部，被认为是英国传统的制造业基地，也是“一战”后工党崛起的票仓。在英国选举术语中素有“红墙”（red
wall）的昵称。
但这些老工业基地同样无法摆脱战后美国中西部“锈带”的命运。而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去监管、私有化、去工业化，更加剧了英国传统工业带的没落。
而以伦敦大都市圈为代表，包括金融、法律、职业与商业服务、保险在内现代服务业，不断改变着英国经济产出的格局。如今，服务业已占英国GDP的八成、英国出口的六成。
凡事有利有弊。在全球货物贸易战甚嚣尘下的当下，依托服务业的强势，英国在此轮贸易战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举例而言，虽然英国与中国有着420亿英镑的总体贸易逆差，但却保持对华117亿英镑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也是解释了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7月1日接受财新专访时指出，寻求以服务贸易为切口为两国带来附加值，是未来英中经贸关系前进的方向。
但“一花独秀不是春”，伦敦以全国13%的人口占了22%的经济产出；而工党传统的英格兰中北部大本营，则在内外交困下经济占比不断萎缩。
十年前的“脱欧”公投，中北部选民赞成“脱欧”的占了多数，正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体现。
不过，伯纳姆的“权力下放”方针并非其独创。
英国作为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组成的联合王国，本身就有一定的联邦体系的特点。
但不同于其他主流西方发达国家的联邦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确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中中央集权度的国家。举例而言，英国仅有6%的税收源自地方税种，这一比例，远低于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数。同样，英国中央政府控制了80%的公共支出权，地方经济严重依赖威斯敏斯特（代表英国议会）和白厅（代表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而非地方自有资金。
而伯纳姆要打破的，正是这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斯敏斯特和白厅所代表的中央高度集权，要求将更大财权和决策权下放到地方。为此，在行政架构上，伯纳姆宣布成立设在曼城的“唐宁街10号北方办公室（No.
10 North ），并每周将在此办公室工作两天。
而伯纳姆执政的曼城，近年来算英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异类，正是得益于伯纳姆奉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政策。比如，历来被诟病的英国公共交通体系，在伯纳姆领导下，曼城实行一种公私合作的模式：公共交通提供者为私营企业，但在市政府的宏观控制下。
在伯纳姆地方自治尝试前，英国现代最大规模的地方赋权发生在布莱尔的工党执政时期。
在1997年以“新工党”身份夺取政权后，布莱尔政府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推行宪政改革，赋予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等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而其中，苏格兰获得了最大的自治权，在1999年重组的苏格兰议会和随苏格兰议会产生的苏格兰地区政府，几乎拥有除国防和外交等中央保留事项的所有权限，包括独立立法权和部分税收变更权。
而2019年依靠以完成“脱欧”使命上台的保守党约翰逊政府，同样提出了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均等化发展（levelling up ）战略。
而其后任苏纳克政府时期，更是在英格兰东北部达灵顿
（Darlington）成立了财政部第二办公区。不仅英国财政部，包括商业与贸易部和住房部在内的八个中央政府部门，都有职员在达灵顿办公区工作。
不过，问题是，这种行政架构乃至宪法上的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伦敦近乎牢不可破的“虹吸效应”？
以同为发达岛国经济体的日本为例，日本一度呈现包括以东京和大阪为代表的关东和关西经济圈。
但近年来，东京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愈发明显：东京以日本约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约1400万人），创造了日本近40%的GDP。日本形成了东京一家独大的局面。这说明，有着顶尖资源集聚的“平台优势”，只会对劳动力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而便捷的交通网络虽然加强了都会区的连通性，但也进一步强化了东京的中心枢纽地位，使得周边县市人才加速流失。
类似的问题在伦敦只多不少。
其次，地方究竟发展何种产业才能拉近与伦敦距离？目前来看，以AI、现代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更新是英国地方最大的机会。作为拥有全球顶尖教育机构的英国，依然是包括AI等现代产业人才的高地。
围绕剑桥大学的科创生态圈，一度是欧洲可以比肩硅谷的所在。而伯纳姆的再工业化也是看到服务业一枝独秀带来的“挤出效应”。因此，可以想见，未来的北方首相府，将把重塑英国在现代制造业作为其地方经济振兴的重点。
而另外一个放权能否拉平英国经济发展的疑问，则来源英国居高不下的企业经营成本，这包括其在发达国家中偏高的税率、以及近乎最高的电力价格。
不解决总体企业税负居高不下的情况以及高企的电价，地方招商引资、“腾笼换鸟”的策略无从谈起。
举例而言，虽然英国目前三分之一的电力来源于风电和太阳能构成的可再生能源，但天然气依然占有四分之一的电力结构组成，虽然这一比例已较2019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
而英国的批发电价，又由发电成本最高的电厂成本设定。这意味着，天然气发电站由于需要负担额外的碳排放和由地缘动荡带来的天然气价格波动成本，成为批发电价的最终决定者。
当前，英国批发电价构成的85%依然由发电成本更高的天然气发电厂决定，而这一比例到2030年可以降至55%。此外，维护和改造现有的老旧电网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在当下英国严峻的公共财政背景下，任何大规模的减税近乎不切实际。
当年，保守党特拉斯短短49天的英国最短命首相生涯前车可鉴。
而工党政府虽然在2024年做出不对收入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加税的承诺，但在工党执政的过去两年间，以先后通过增加国民保险费率、冻结薪资起征点的方式，直接或者变相实施了增税。即便如此，包括福利开支在内的大量刚性支出成本，以及国防开支的激增，都令英国财政捉襟见肘。
而代表工党内部中左翼的伯纳姆，可能最终不得不向福利开支开刀，以换取财政的腾挪空间。
简言之，应对英国经济的重重挑战，以及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选项，但本国历史和同行经验都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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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nternational..com/2026-07-04/102460721.html]
@caixin_daily | t.me • Jul 4, 2026
大西洋观察｜英国下任新首相的“三板斧”
#大西洋观察
> 应对英国经济的重重挑战，以及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选项，但本国历史和同行经验都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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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话，隶属英国工党、刚刚重返英国议会的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Andy Burmhan）将在7月20日接任斯塔默，成为本届工党政府的第二任首相。
在不提前举行大选的前提下，伯纳姆的首相任期将在2029年结束。换言之，这位以“地方包围城市”，自我“外放”九年、进而以黑马之姿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新首相，尚有足够时间打造他对英国愿景塑造的雏形。而伯纳姆最近颁布的十年愿景，也展示对其领导下工党政府在2029年后连续执政的信心。
虽然距离正式走马上任还有数周，但伯纳姆最新的施政纲领可以归纳为三“再”——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或者赋予政府对包括水务、住房、能源和交通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更大的公共控制、以及地方再振兴（regeneration）。
而这其中，以中央放权给地方（devolution）为核心特色，实现英国除伦敦大都市圈以外的地方再振兴和均衡经济增长，将是伯纳姆未来施政的重中之重。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中北部，被认为是英国传统的制造业基地，也是“一战”后工党崛起的票仓。在英国选举术语中素有“红墙”（red
wall）的昵称。
但这些老工业基地同样无法摆脱战后美国中西部“锈带”的命运。而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去监管、私有化、去工业化，更加剧了英国传统工业带的没落。
而以伦敦大都市圈为代表，包括金融、法律、职业与商业服务、保险在内现代服务业，不断改变着英国经济产出的格局。如今，服务业已占英国GDP的八成、英国出口的六成。
凡事有利有弊。在全球货物贸易战甚嚣尘下的当下，依托服务业的强势，英国在此轮贸易战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举例而言，虽然英国与中国有着420亿英镑的总体贸易逆差，但却保持对华117亿英镑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也是解释了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7月1日接受财新专访时指出，寻求以服务贸易为切口为两国带来附加值，是未来英中经贸关系前进的方向。
但“一花独秀不是春”，伦敦以全国13%的人口占了22%的经济产出；而工党传统的英格兰中北部大本营，则在内外交困下经济占比不断萎缩。
十年前的“脱欧”公投，中北部选民赞成“脱欧”的占了多数，正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体现。
不过，伯纳姆的“权力下放”方针并非其独创。
英国作为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组成的联合王国，本身就有一定的联邦体系的特点。
但不同于其他主流西方发达国家的联邦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确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中中央集权度的国家。举例而言，英国仅有6%的税收源自地方税种，这一比例，远低于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数。同样，英国中央政府控制了80%的公共支出权，地方经济严重依赖威斯敏斯特（代表英国议会）和白厅（代表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而非地方自有资金。
而伯纳姆要打破的，正是这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斯敏斯特和白厅所代表的中央高度集权，要求将更大财权和决策权下放到地方。为此，在行政架构上，伯纳姆宣布成立设在曼城的“唐宁街10号北方办公室（No.
10 North ），并每周将在此办公室工作两天。
而伯纳姆执政的曼城，近年来算英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异类，正是得益于伯纳姆奉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政策。比如，历来被诟病的英国公共交通体系，在伯纳姆领导下，曼城实行一种公私合作的模式：公共交通提供者为私营企业，但在市政府的宏观控制下。
在伯纳姆地方自治尝试前，英国现代最大规模的地方赋权发生在布莱尔的工党执政时期。
在1997年以“新工党”身份夺取政权后，布莱尔政府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推行宪政改革，赋予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等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而其中，苏格兰获得了最大的自治权，在1999年重组的苏格兰议会和随苏格兰议会产生的苏格兰地区政府，几乎拥有除国防和外交等中央保留事项的所有权限，包括独立立法权和部分税收变更权。
而2019年依靠以完成“脱欧”使命上台的保守党约翰逊政府，同样提出了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均等化发展（levelling up ）战略。
而其后任苏纳克政府时期，更是在英格兰东北部达灵顿
（Darlington）成立了财政部第二办公区。不仅英国财政部，包括商业与贸易部和住房部在内的八个中央政府部门，都有职员在达灵顿办公区工作。
不过，问题是，这种行政架构乃至宪法上的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伦敦近乎牢不可破的“虹吸效应”？
以同为发达岛国经济体的日本为例，日本一度呈现包括以东京和大阪为代表的关东和关西经济圈。
但近年来，东京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愈发明显：东京以日本约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约1400万人），创造了日本近40%的GDP。日本形成了东京一家独大的局面。这说明，有着顶尖资源集聚的“平台优势”，只会对劳动力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而便捷的交通网络虽然加强了都会区的连通性，但也进一步强化了东京的中心枢纽地位，使得周边县市人才加速流失。
类似的问题在伦敦只多不少。
其次，地方究竟发展何种产业才能拉近与伦敦距离？目前来看，以AI、现代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更新是英国地方最大的机会。作为拥有全球顶尖教育机构的英国，依然是包括AI等现代产业人才的高地。
围绕剑桥大学的科创生态圈，一度是欧洲可以比肩硅谷的所在。而伯纳姆的再工业化也是看到服务业一枝独秀带来的“挤出效应”。因此，可以想见，未来的北方首相府，将把重塑英国在现代制造业作为其地方经济振兴的重点。
而另外一个放权能否拉平英国经济发展的疑问，则来源英国居高不下的企业经营成本，这包括其在发达国家中偏高的税率、以及近乎最高的电力价格。
不解决总体企业税负居高不下的情况以及高企的电价，地方招商引资、“腾笼换鸟”的策略无从谈起。
举例而言，虽然英国目前三分之一的电力来源于风电和太阳能构成的可再生能源，但天然气依然占有四分之一的电力结构组成，虽然这一比例已较2019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
而英国的批发电价，又由发电成本最高的电厂成本设定。这意味着，天然气发电站由于需要负担额外的碳排放和由地缘动荡带来的天然气价格波动成本，成为批发电价的最终决定者。
当前，英国批发电价构成的85%依然由发电成本更高的天然气发电厂决定，而这一比例到2030年可以降至55%。此外，维护和改造现有的老旧电网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在当下英国严峻的公共财政背景下，任何大规模的减税近乎不切实际。
当年，保守党特拉斯短短49天的英国最短命首相生涯前车可鉴。
而工党政府虽然在2024年做出不对收入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加税的承诺，但在工党执政的过去两年间，以先后通过增加国民保险费率、冻结薪资起征点的方式，直接或者变相实施了增税。即便如此，包括福利开支在内的大量刚性支出成本，以及国防开支的激增，都令英国财政捉襟见肘。
而代表工党内部中左翼的伯纳姆，可能最终不得不向福利开支开刀，以换取财政的腾挪空间。
简言之，应对英国经济的重重挑战，以及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选项，但本国历史和同行经验都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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